“地下地上”紧密联手 巧妙消除蒋帮“撤炸”
南京获得和平解放 地下党功绩永不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16日成立市公安局，历时廿四天的真空时间，在这期间，市区既没有发生停水，也没有发生一起停电事故，社会秩序井然，没有出现骚乱。
一、南京解放没响一枪一弹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派张治中等到北平与中共谈判，历经二十多天谈判，未达成协议，谈判宣告破裂。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野、华野两个野战军于4月20 日起，开始沿长江北岸，西起上游湖口，下至江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且捷报频传。
蒋介石此时“隐居”在奉化溪口，于4月22日把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召集到杭州笕桥空军的小会议室。他在听完了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的汇报后讲了两句话：“看来共军对南京已形成了钳形包围，要‘撤炸’。在南京的人员于4月23日天亮前撤退到杭州和上海两地。”所谓“炸”是既定方针，23日天亮前要炸响。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等人于22日上午就离开杭州回到南京，下午李宗仁向下传达了命令。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溃逃，下关码头、南京机场一片狼藉。解放军渡江军队势如破竹顺利进入南京。悬挂在总统府大门顶上国民政府的旗帜被拔落倒地，蒋介石盘踞在南京二十二年的“魔窟”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地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南京解放。
二、中共南京市地下党的丰功伟绩
解放前夕，南京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约有近两千人，其领导成员：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女）、副书记刘锋，委员陈慎言、朱启銮、王明远等人，共建有一百五十多个支部和小组。其成员分别潜伏在工商、财贸、交通、邮电、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和各个部门。他们在内部组织起护厂队、护校队等，甚至于在国民党的军、政、警、党、团的各个部门也都有我们的人员，为迎接南京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9年4月23日下午，李宗仁下达蒋介石的“撤炸”命令后，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向南京东城区警察局局长周椿萱传达了这一命令，要周椿萱所部留下，协助实施爆炸方案。周椿萱接到命令没有向下布置，而是把庞凌奎（东区警察局巡官）召来，把这一命令给了共产党。地下党根据这一命令，又作了进一步的防范对应。这时，敌人的工程兵已经把炸药运到下关。首先是要炸毁老江口的轮渡码头，随后就是下关电厂。当敌人把炸药放在老江口轮渡码头时，我们的防范人员地下党员林大宗、潘逸舟等一面开枪一面高喊：“解放军来了！”敌人的工程兵听到后吓得丢下炸药，纷纷逃窜，使得敌人企图阻止我军过江的阴谋未能得逞。
下关电厂是敌人另一个重点要破坏的目标，企图以此造成全市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在地下党员杨定安的率领下，他们组织了一支护厂队，当时南京社会秩序已开始陷入了混乱的状态。国民党军舰封锁了下关江面，使煤炭运输中断；为了维持生产继续发电，工人自掏腰包，每人出两块银元到三叉河去购买燃煤，度过了停电的难关。4月21日，国民党已经溃败，但他们仍想炸毁电厂，杨定安主持领导护厂队员们采取果断措施，他们合上电闸，把厂围墙电网通电，封锁进厂通道。工人们分为两班二十四小时连续工作，直到4月23日南京解放。在全体员工的努力下，电厂发电没有停止一分一秒。
时任国防部二厅社会处处长的副官秦杰是我们派进去的地下党员。当时，我江南第十地委书记金轲被捕、叛变投敌的重要情报就是由秦杰投递送出来的。十地委得知这一消息后，很快处决了金轲，及时消除了金轲曾妄想诱捕我军区负责人陈丕显的阴谋。
这时，在大、中专学校的地下党员们、活跃在学生中联络进步学生，组织护校队，维持学校的正常秩序并组织开展各项进步学生运动，团结学生与反动政府作斗争，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饭迫害”的反抗运动。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正当国民党谈判代表启程去北平和谈时，以中大学生为首，联络南京各大、中学校进步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学生们高喊着“要和平、反内战”的口号，在向下关车站进发时，国民党军、警、宪手持水龙、棍棒、铁棒对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沿街群众也都纷纷自发地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敌人的镇压更激起了民愤。这一系列以学生为主体的第二条战线的运动，无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警察系统内部，地下党组织则设有警运会，书记为孙福生（即陈良同志，解放后人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副处长等职）、副书记马文林（后在市公安局治安处工作）、地下党市委委员陈慎言分管警运会工作（专门从事警察方面的工作）。
三、特殊的战斗 开花又结果
南京的地下党在解放前夕不仅做了大量的护厂、护校、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还做了不少策反工作，包括海陆空等各个方面，为和平解放打好有利的基础。如首都警备师第九十六师长王宴清率领团长杨振州、副团长邓建中一个整编团解放前夕起义，还策反了一架飞机飞往解放区。
地下党在警察系统搞的策反工作也是比较成功的，这是有史记载的。例如当时东区警察局的庞凌奎、西区警察局的杨辉、北区警察局的肖绍基、水上警察局的林大宗、潘逸舟以及下关警察局黄河（解放后任交警大队的大队长）。当时市委还决定要在警察系统上层开展工作。地下党员袁有秋反映，他有一个朋友叫周椿萱，任东区警察局局长，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腐败很不满，有厌战情绪，其夫人也劝他卸甲归田。市委得知这一情况，决定对他做进一步了解。周椿萱是湖南湘潭的一名农家子弟，年轻时想学医，遂考入了武汉医学院就读，毕业时，正逢“七七事变”发生，他满腔热血报考了苏州警校，不久被分配到国民党第二战区的一个稽查站工作，这是军统的一个“小银行”，周椿萱也就成了军统头子戴笠的“小管家”，成了戴笠的“红人”。国民党迁都重庆后，他就正式参加军统。有次军统局发现有几个青年经常聚会，随机派周椿萱前去查办，当他了解到这几个青年中有一个叫袁有秋的河南人是他在苏州警校的同学，他当时把这一案件当做学术问题了结，不再追查。由此，周椿萱与袁有秋的关系也就进一步发展，两人成了好兄弟。不久，国民党要还都南京要选派先遣队，周椿萱被选为警察队队长来到南京，驻扎在国民大会堂旁碑亭巷。国民大会开完后，蒋介石听取汇报，鉴于东区地理位置的重要（国民党的一些首脑机构基本上都集中在这地区），于是蒋介石便钦定周椿萱为少将，任东区警察局副局长，代行局长职权。
后来联系人带来消息说周椿萱要求与我们的负责人见面，经市委研究后决定由警运会书记孙福生与他会面，地点选在马府街六号，张澍同志家（张澍是国民党市党部的总务处长，地下党员，解放后任我公安学校教务处长），接谈比较顺利，就决定由袁有秋与他联系。地点大都在茶社或电影院，但总觉得很不方便，后来就改由东区警察局的庞凌奎来联系。为了掩人耳目，周椿萱的儿子就认庞为干爹，结为亲家，又是上下级关系，这就更为方便了。
有一天，周椿萱正在与来访的庞凌奎在办公室密谈，突然，首都警署的情报处长来了，说有一份密件要周椿萱亲自过目后并马上要带走，周椿萱立即走进另一房间。原来，这份密件竟是一份黑名单，看后立即交由来人带回，他自己则任凭记忆速写了这份黑名单，交由旁凌奎带给共产党。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后，他们感到处境太危险了，于是决定物色一个可靠的人充当雇员，担任情报的传递人。经过严格审查，决定由庞的夫人陈悦兰来担此重任，于是陈悦兰就被派到周椿萱的办公室当“雇员”，以此为掩护。从此，所有送往周椿萱处的情报均由她抄写后送到共产党手里。有次，周椿萱接到密令稽查陈铭枢，他正巧到碑亭巷沙金海（军统特务周的朋友）家去玩，一进门就见到了陈铭枢（后为民革负责人）也在这里，周椿萱开口对陈讲了一句话：“听天气预报了吗？马上台风要来了”。陈铭枢心领神会立即回答：“我正愁明天回不了香港哩。”周答话：“如果陈先生不嫌弃今晚到敝舍住一晚如何，明早我送你走。”陈表示同意。第二天一早，周椿萱就送陈铭枢上火车会香港，回来后周才召集会议布置稽查陈铭枢的通缉令。建国后，在一次会议上陈铭枢见到了周恩来，对周总理讲：“幸亏解放的早，不然我就成了蒋某人的刀下鬼了。”
1949年4月22日下午，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向周椿萱传达了“撤炸”的命令，需要周所部留下协助，实施爆炸。周接到命令后没有下达，而是把庞凌奎召来，把这一“命令”交给了共产党。地下党根据“命令”又进一步加强了防范措施，致使敌人炸毁南京设施的阴谋“流产”了，各种建筑设施也都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手中。
警运会书记孙福生（即陈良同志）在接到周椿萱的报告后，又作了多方面的防范部署，立即从他家聚槐里骑车赶到东区警察局，见到周椿萱后第一句就说：“周先生，该你出面的时候了，把你所部留下来的警务人员以及未逃走的警察人员以你留守处的名义召集起来开会。”当时到会人员近两千，周椿萱在会上宣布由共产党的书记孙先生给大家讲话。孙福生在会上主要是宣讲党的政策和约法八章，并宣布会后所有人员回到各自的原单位进行登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维持治安、等待接管，所有人员的薪金按原来的照发，稳定了军心。一直等待各军管会工作组来接管建政。大会还宣布周椿萱为警察总队队长，直到市公安局成立。周椿萱后来享受起义有功人员待遇。
后记
我是共产党派来接收南京的金陵支队里的一名成员，南京解放后我亲自参加了接收地下警运会警察系统的工作，而后就一直从事公安工作多年，是一名老公安战士。直到我离休下来的时候，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保卫处任处长一职。
（离休老干部 谷金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