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的怀念
―――回忆原劳动部副部长、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于光汉同志
陶立群
2005年8月11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我的老领导，原劳动部副部长，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于光汉同志溘然辞世。听到这个不幸的噩耗，我既悲痛又感到突然，一向身体硬朗的他怎么就这样突然去了呢，我感到心灵在颤抖，心里难过极了。更令我遗憾的是，在老领导去世时以及后来为他召开的追悼会，我都因为在香港参加学术活动没有能够及时赶回北京与他老人家见上最后一面，留下了久久的心痛。
二、无尽的思念
1980年我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国家劳动总局工作（即原国家劳动部），组织上决定我担任于光汉副部长的秘书。当秘书处处长严忠勤同志（后来担任国家劳动人事部副部长）把我介绍给于光汉同志时，他立即起身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我长期在基层工作，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领导，心情难免紧张和不知所措。为了消除我的紧张心情，他亲切的与我聊起了家常，让我称他光汉同志（当时国家劳动总局上上下下的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光汉同志，很少有人称他的职务），当知道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时，他告诉我他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工作过，那里的大雪和寒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亲切的话语立即打消了我紧张的心情。第一次见到光汉同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地难以忘怀的印象，虽然已经是26年前的事情了，但就好象发生在昨天，他的音容笑貌是那样清晰亲切，历历在目。虽然当时光汉同志已经年近70岁，但腰杆笔直，精神矍铄、声若洪钟，慈眉善目，待人亲切和蔼。从此以后我就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7年，也随他一起从事老龄工作，直到他离休。
80年代初期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各项制度在进行探索、改革，尤其是社会上反映比较敏感的工资制度改革。光汉同志当时在国家劳动总局担任党组副书记和副总局长，分管劳动工资和保险福利工作。为了了解情况，我随他先后到了云南、四川、大三线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湖北、湖南、上海、江苏等省、市的城市、农村和国有企业考察工作。光汉同志工作一贯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为了全面了解情况，他不顾已经是70岁高龄的老人，深入基础，整天整天的召开各种座谈会汇报会，每次汇报会他都认真倾听详细记录，现在每当我翻阅当年那些纸张已经开始发黄的调查报告，看着光汉同志密密麻麻批阅的文字时，睹物思人，心理充满了感慨，倍感亲切。为了解决那些战斗在大三线的职工工资待遇问题，他与调研组的同志们不辞辛苦地在三线的大山沟里奔走，为了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情况，他不仅深入到老职工家里，每到一个地方还要到农贸市场进行调查，了解当地物价情况和职工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每次都让我认真记录下来，回到北京后写调查报告向党组汇报。我在他身边工作的几年中，他的为人和对工作认真、仔细、负责，勤奋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使我终生受益。1982年以后光汉同志担任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主任，我随他来到老龄委工作，在老龄事业初创阶段，克服重重困难，使我国老龄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在他领导下五年老龄工作的创建与发展共同奋斗中，我更加了解了光汉同志心胸坦白、光明磊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他一生清心寡欲，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他为人谨厚，言貌温和，待上下左右恂恂有礼。对待下级，他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平等待人，每次向别人介绍我时都说：“这是和我一起工作的小陶同志”，绝无一些上级领导的盛气凛人的作风。他严格要求家属子女和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许我们搞特殊化，更不许我们以他的名义向省里和有关部门提过高要求。光汉同志与夫人何玲同志同在劳动部工作，但她每天上下班都与同志们乘部里的班车，从来不坐光汉同志的专车，她与子女、亲属在很多细小的事情上处处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每次我们到省里调查研究，他都一再嘱咐我吃完饭一定别忘了付钱，生活上他从不搞特殊化。由于是河北人，每次吃饭给他增加一碗清汤面就足亦了。还有一次我们在云南省调查，省政府交际处的同志派来一辆大红旗轿车，光汉同志坚决不坐，他认为他不应该坐这样高级的轿车，有一辆普通的车代步就可以了。无论到那里，光汉同志都怕给基层的同志们添麻烦，怕自己的到来影响他们正常的工作，从来不给基层的同志提任何过高的要求，一切一切要求从简再从简。光汉同志后来由于年事已高主动提出让更年轻一些的同志担任全国老龄委的主任，他离开了老龄战线，但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老龄事业。他离休后，我到了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从事老龄科学的研究工作。虽然不在他身边工作了，但二十多年来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位和蔼可亲可敬宽厚的长者，永远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他为我国的工资、职工福利、老龄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经历，他无私的奉献，高尚的人品，令我深深景仰，永志不忘。
一、我国老龄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老龄问题”、“人口老龄化”、“老龄工作”这些名词还相当陌生。但是，在联合国，在欧洲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密切关注这个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了。
联合国大会从1969年开始历届会议都把老龄问题作为会议的重要议题，并多次就此问题作出决议。这些决议主要是：提请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注意老年人日益迅速增长的趋势，呼吁加强国际和区域间的合作，以减缓乃至消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影响；强调要保障老年人的各种权利和福利；并敦促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利益，制定出妥善的老年人政策，以确保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和使老年人有机会在社会中发挥适当的作用。为此，1978年12月14日联大通过了33/52号决议，决定在1982年召开一次老年人世界大会（THE WORLD ASSEMBLY ON THE ELDERLY）(35届联大决议又将大会改名为老龄问题世界大会( THE WORLD ASSEMBLY ON AGING)，其目的是：“以便拟定出一项国际行动纲领来保证年纪较大的人，能够得到经济和社会的保障，并保证这些人有机会对他们本国的发展作出贡献”。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具体组织和筹备工作由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事务中心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于1981年1月1日正式启动。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筹备工作除了召开各区域老龄问题技术会议组织咨询委员会外，很重要的内容是要在联合国各区域召开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预备会议，研究本区域老龄问题并制定区域行动纲领，这些预备会议由联合国区域经（社）会组织。1981年7月8日亚太经社会副执行秘书SIRIWARDENE致函我国外交部长，邀请我国派代表参加在10月19日至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亚太地区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政府间预备会议。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劳动总局副总局长魏恒仓同志率领由劳动、民政和外交部组成的六人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研究老龄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结束后，国务院批准成立了“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1982年10月改为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光汉同志任主任委员，民政部副部长岳嵩、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国家劳动总局副总局长魏恒仓同志任副主任委员，国家劳动总局外事司司长武元晋为秘书长。对光汉同志来说搞了一辈子劳动工资和职工福利工作在70岁高龄时又开始从事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许多专业需要从头学起，是多么不容易啊。
1982年5月3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亲自致函我国外交部“请贵国政府尽快向纽约联合国秘书处提交贵国委派出席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代表团成员的全权证书和名单”。国务院批准委员会组成后光汉同志就全力以赴的投入参加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准备工作，他白天晚上的召集有关部委的同志开会，批阅外交部送来的会议资料。那一阶段我十分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希望他注意休息，但他都一笑了之，又埋头伏案批阅文件。1982年7月26日至8月6日光汉同志率领由各部委组成的12人代表团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召开的老龄问题大会，说明了人类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了。
后来光汉同志谈到出席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时说：“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开的十分成功，大会代表认真讨论了《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好而且很全面的纲领性文件。大会共有124个代表团出席，162个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代表、顾问和观察员大约1000余人。 会上，有67个国家的政府提交了“国家报告书”。东道国奥地利的科研部长芬伯格博士当选了大会主席，另外还选出3名协调副主席，21名副主席，我是其中副主席之一。因为我穿着中山装，又留光头，说话嗓门大，所以非常引人注目。开幕式后我是第一个发言者，我讲了足足有20分钟，讲话受到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被六次热烈地掌声打断。美国的一家电视台在会议期间还专门采访了我，可惜当时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许多会议的宝贵资料我们都没有买，现在想起来真是太遗憾了啊！”
1、老龄工作起步十分艰难
根据联合国和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建议，希望各成员国加强各国的老龄工作，成立国家一级的工作机构的精神。回国后光汉同志就全力以赴的投入组建老龄工作机构的工作中。光汉同志高瞻远瞩，开拓性的提出要成立国家级和省一级的老龄工作机构，以全面系统地推动协调老龄事业的发展。光汉同志意识到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国的老年工作长期分散在许多部门，由劳动、人事、民政、工会、老干部局等部门分别管理，多头领导、资金分散、政出多门，缺乏强有力的协调机构，而且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不为全社会了解和关注。80年代初期，国务院机构进行重大的改革，许多部委撤销、合并，国家部委要由原来的100多减少到40多。国家劳动总局被撤销，由4个部委重新组建成立了国家劳动人事部，当时老龄委员会要成为政府机构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在当时部里部分同志对老龄问题还缺乏认识，认为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就是一次性的会议，会议结束了没有必要再成立常设机构，还有人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但是光汉同志已经意识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老龄问题将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坚定的认为人口老龄化必须及早重视，及早抓，一定要吸取我国过去不重视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方面的教训，只有成立国家级的老龄工作机构才能很好的开展老龄工作。为此他指示秘书长武元晋和我，尽快草拟“关于我国老龄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请示”文件，指示我们在文件中一定要突出强调：老龄问题，是涉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规划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也是新问题。光汉同志还开创性的提出：老龄问题是涉及很多部门的综合性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解决，委员会应该由有关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科研机构组成。同时他还提出委员会的任务应该是：对老龄问题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综合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同时委员会应该积极参加有关老龄问题的国际性和地区性的专业会议，开展多边或双边的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等对外活动。这些内容最终都体现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办发（1983）29号文件中。为了尽快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我与武元晋秘书长连续三天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向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介绍情况、汇报老龄工作和修改文件，得到秘书局侯颖局长以及国务院秘书长马洪同志的大力支持。尽管这个文件从后来看有许多遗憾的地方（尽管委员会是由14个政府部门组成，但被确定为社会团体。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是难以承担“综合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检查”任务的。事实也证明了，十几年来，老龄委机构的性质、经费、隶属关系长期困扰着全国老龄问题委员会和许多省市的老龄工作机构，直到2000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成立才得以部分解决）。但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29号文件应该说是我国老龄工作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是我国老龄工作发展的新起点。至此，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成立，从此我国的老龄工作就正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这个文件对于推动我国老龄工作全面健康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重要，文件的字里行间都融入了光汉同志的心血。
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的29号文件下发后，光汉同志就全力以赴的投入到全国老龄问题委员会和各省市老龄工作机构的组建和宣传工作中。每当我看到现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和我们科研中心明亮宽敞的办公环境和崭新的计算机、先进、齐备的办公设备时，我就想起老龄工作初创阶段工作环境的艰辛，当时工作环境之艰辛恐怕是现在战斗在老龄战线上年轻的同志们无法想象的。老龄工作机构虽然成立了，但是人员仅有我们4个人，办公室也是我们原来在国家劳动总局时的办公室，除了几部电话机之外,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办公设备。用车、文印、收发、食堂等,都要依靠劳动人事部。更困难的是没有工作人员和事业专项经费。为了加强科研工作，1984年初，根据光汉同志要加强科研工作的意见，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多次商调，希望把邬苍萍教授的研究生徐勤同志分配到我们全国老龄委来工作。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支持下，徐勤同志正式被分配到全国老龄委，她成为当时唯一一位学人口学的专业工作人员。但是，当时全国老龄委刚刚成立，挂靠在劳动人事部，本身办公用房和职工宿舍不宽裕，更无力解决老龄委职工宿舍了。没有办法，只能安排徐勤同志暂时住在办公室。每天晚上，她在同志们下班后，把几个大办公桌拼在一起，打开铺盖，就睡在上面。第二天一早，再将铺盖卷起来，放在楼道，这样艰苦的生活徐勤同志整整过了近两年的时间。由于住房紧张，许多刚刚到全国老龄委的同志们都有徐勤同志同样的经历，我1982年结婚，由于没有住房，爱人与我每周只能见一面，然后她回到娘家去住，我回到集体宿舍，我常常苦笑地说我们俩人是在“东城区”内两地分居啊！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在光汉同志的鼓励和关怀下，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高高兴兴地投入到工作中。由于大家工作紧张、心情愉快，也许当时还年轻，并不觉得生活很苦。
为了加强老龄问题的宣传，在光汉同志的领导下，在我们四处化缘奔波下，相继组建了中国老年杂志社、中国老年报、中华老年报、中国老年基金会、中国老年学会，机关还由我主编了《老龄问题研究资料》、《老龄工作简报》。由于人手少，工作头绪多，任务重，办公条件差，有时三位领导看我忙不过来，还亲自帮助我写信封，发资料。经常是光汉同志和我的办公桌上、沙发上、地上堆满了要发给各个部委和省市的宣传资料。随着省市老龄工作机构的建立，全国老龄工作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全国老龄工作在光汉同志为首的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下迅速在全国开展起了。到1985年底，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建立省一级的工作机构，65％的县也建立了老龄工作机构。全国老龄委机关的人员也增加了，成立了几个业务室经费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由于光汉同志的积极奔走和亲自过问，为我国老龄工作在九十年代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作了前期的铺垫，为后来我国老龄工作的蓬勃发展、壮大打下坚实的基础。
2、1983――1986年全国老龄工作迅速发展起来
在光汉同志的领导下，从1983年到1986年底，短短的4年时间，我国老龄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光汉同志十分重视对老龄问题的宣传工作，虽然1983年全国老龄委员会成立不久，工作千头万绪，但是，那一年由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会同有关部委联合组织的几次活动影响较大。1月24日，在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万人参加的“尊老迎春联欢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宋任穷、钱昌照、孔原同志出席，光汉同志在联欢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六一”前夕，全国老龄委与首都各界人士举办了“庆‘六一’尊老爱幼联欢会”，有一万多少年儿童和五千多老年人出席联欢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韦国清、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朱学范、王首道、何长工、程子华等出席；“七一”前夕， 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又与文化部、老年人体育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主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62周年”大会，来自文化界、体育界、北京市的300多位老同志欢聚一堂，共庆党的生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首道、彭友今等领导同志出席。1984年4月19日，光汉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新闻界宣布：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同志担任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名誉主任，余秋里、宋任穷、王首道、萧克等二十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担任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的顾问，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老龄工作的领导与关怀。这些活动在老龄工作初创时期对提高全社会老龄意识，加强老龄工作，宣传老龄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宣传老龄问题，在光汉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还成立了中国老年杂志社、中国老年报、中华老年报、机关还出版了内部刊物《老龄问题研究资料》、《老龄工作简报》，这些宣传机器对老龄工作的推动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光汉同志积极推动全国老龄工作机构的建立，他认为老龄工作涉及面广，必须充分调动政府各部门的积极性。1983－1985年全国省级老龄工作机构纷纷成立，为了开创老龄工作的新局面，进一步推动老龄工作全面发展，1984年8月，全国首届老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召开全国性的会议研究老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28个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科研机构、群众团体从事老龄工作的负责同志。王震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作了重要讲话。光汉同志代表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作了“全社会都来关心解决老年人的问题”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一再强调，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大国，理应把老龄事业做得更好，在解决老龄问题上创造出更好的经验。他还强调，对老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各级政府充分认识老龄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加强老龄工作机构的建设妥善安排好老年人的物质精神生活，加强老龄科学的研究，搞好国际交往活动。
光汉同志十分重视老年人的学习和教育工作，1985年12月全国老年大学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为适应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光汉同志积极支持下，中国老年教育协会、中国老年教育中心相继成立。1983年全国第一所老年大学在山东省成立，受到老年人的欢迎，这以后，全国各地的老年大学如雨后春笋般的迅速发展起来，数万名老年人在老年大学学习，这些老年人在老年大学圆了他们年轻时想上大学的梦。
光汉同志也非常重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很多老年人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社会阅历广，是极宝贵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财富。我们不仅要给老年人的生命以时间，而且要给老年人的时间以生命，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老有所为”生活得更有意义。他还说老年人是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我们老龄工作者要尊重、提倡、鼓励老年人自立、自助，我们要为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他积极组织成立老 群众性组织，他要求各地要根据老年人的特点、爱好或原来从事的职业特点，成立了各种类型的老年群众组织，如老年体育协会、老年协会、老年历史研究会、老年书画研究会、老工程师协会、老教授协会等老年群众组织,仅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就成立了15个全国性的老年群众组织。实践证明这些老年群众组织为促进老龄工作的开展,活跃老年文化体育生活,协助解决老年人的各种问题,推动老龄工作的开展，发展老龄事业，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光汉同志大力支持开展老年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他的支持下，1986年4月，全国召开了第一届由老年医学、老年生物学、老年心理学、社会老年学等老年学主要分支学科和老龄工作者共同参加的老年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首届老年学学术研讨会期间正式成立了“中国老年学学会”。说明了老年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科学在中国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预示着老年学这门科学在中国大地上将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他说，二十一世纪中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阶段，也是我国老龄化开始进入高峰的时期。这一时期，劳动力开始中、老年化，年轻劳动力不足，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加重，对发展经济是极其不利的。因此，要不失时机地利用目前我国低抚养比的“黄金时期”，结合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加强老龄科学的研究，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为人口老龄化高峰阶段奠定丰富的物质基础。把老龄问题的科学研究纳入国家的社会发展、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中，加强科研力量和资金的投入，加强老龄科学基础理论和基本对策的研究，积极采取对策，制定长期的、近期的老龄科研战略规划，全面系统地开展老龄科学的研究，为各级政府综合治理老龄问题提供科学的依据。他还说我国老龄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比较薄弱，起步较迟，而我们面临的新课题却很多，把我国老龄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老年学。培养和造就一批老年学专家。
在光汉同志的努力下，从1985－198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为了加强对我国对人口老龄化的深入研究，5年间共援助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39万美元（项目代号为CPR/85/p54）。并从1985年开始与日本专家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家庭和医疗政策等方面对两国老龄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为了搞好这一项目，加强对日本老龄问题及对策的感性认识，由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组团，由有关部委共同组成代表团，访问老龄工作开展较好的国家――日本。 1984年10月以光汉同志为团长的七人代表团访问了日本，我容幸地随光汉同志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光汉同志对日本的老龄工作十分赞赏，对日本采取的各项政策、对策问的十分详细，听的非常认真，他一再嘱咐我，日本的老龄工作开展的很好，要好好的总结他们的经验。
光汉同志也十分重视国际交往，注重学习经济发达国家的老龄工作经验。1986年,在他的倡导下，与美国老年学学会共同发起,在北京召开了“老龄问题国际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斐济、泰国和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约100多人,就有关人口老龄化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是我国第一次组织召开的多国国际研讨会,对于开展老龄问题的国际合作,对于我国老年科学研究,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光阴荏苒，至今光汉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快半年了，遥望天空，叩拜致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几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认为出一本光汉同志的回忆录，全面系统的介绍光汉同志的生平、人品、业绩以及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缅怀。由光汉同志一手创建的老龄事业已经走过了整整24年的历程了，现在，令我们欣喜的是可以告慰老领导的是，我国老龄事业正在蓬蓬勃勃的发展着。1996年国家颁布了“老年法”、1999年国务院成立了由22个部委组成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回良玉同志先后担任委员会的主任，今年国务院21个部委又联合下发了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加强基层老龄工作的意见和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等重要文件，由您开创和领导的我国老龄事业得到党和国家的更加重视，老龄事业正在深入健康的发展。全国的老年人都会感谢您，全国的老龄工作者都不会忘记您，愿您含笑九泉。
2006年3月10日于北京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