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离休干部张开阳，90岁，党龄68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我以回忆我们的革命家史，来纪念“七一”这个光荣而伟大的节日。
我的二伯父，大名张槐三，祖籍为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井店乡邵村，他生于1904年，1984年病逝于新乡，享年80岁。1934年，我二伯父经本人申请，由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平杰三（建国后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增敬（建国后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两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邵村地下党首任支部书记。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二伯父冒着危险，接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托，将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陈少敏（女，建国后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黄敬（建国后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两位领导人，分别隐蔽居住在邵村焦丙山的母亲（地下女党员）家和我的四曾祖父张秀居家，以远房表姐妹和表兄弟相称，掩护他们领导和开展革命工作。同时，协助陈少敏、张增敬、王卓如（建国后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等地下党组织上级负责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革命活动。
1937年，我二伯父协助平杰三建立濮内滑中心县委和农村党组织，担任了县委委员和第一任宣传部长，在井店一带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组织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发动群众分粮夺枪，参加组建了冀鲁豫边区第一支拥有400余人百余支枪的农民革命武装——濮内滑抗日武装第八大队（同时被编入中共直南特委组建的抗日第一路军第四支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后，先后担任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三大队供给处长，滑县独立团、高陵县大队参谋长、大队长，参加了多次战斗。当时反共匪首王泰恭的部队悬赏：“抓住张槐三赏大洋三千，打死张槐三赏大洋一千”，足见我二伯父对日寇和伪军作战的英勇顽强，令敌胆寒，他为冀鲁豫边区主要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受我二伯父革命斗争精神的深深影响，我三伯父张甲三和父亲张甲铭，都萌生了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我二伯父向陈少敏和黄敬请示，想把自己的这两个弟弟介绍入党。陈和黄都表示同意并认为这样做很好，也更有利于当地党的事业，于是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并很快得到审查和批准，由二伯父和张增敬、孙子芳（老红军）做介绍人，于1935年9月，同时接受我三伯父和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共产党员。
我三伯父入党后，也担任过地下党村支部书记和村长。他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在为八路军筹备军粮工作中，不顾家人被当地土司令刘相友的兵毒打，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隐藏起来的八路军军粮。
1936年6月的一天晚上，县委负责人张增敬约陈少敏到我家，要开会传达上级指示，但当天二伯父陪二伯母去他岳父村里看戏没有回来，所以临时由我三伯父召集村里党员秘密开会。可会议还没结束，国民党濮阳保安司令丁树本派人突然包围了邵村，除陈少敏机警地躲进厕所，翻墙跳进邻居家，趁夜色朦胧顺墙根摸出村，钻进了青纱帐脱险，其他参加会议的七八个地下党员全都给抓走了。
当天夜里他们先被抓到井店镇上关押，第二天其他人因为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编了各种借口，被保安团释放了，只将召集会议旳我三伯父和县委书记张增敬、边沙区游击队队长崔兆邦带到濮阳县城，关进了保安团监狱。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我三伯父和张增敬、崔兆邦意志坚强，宁死不屈，与敌人斗智斗勇，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年多后，因三伯父在狱中患重症肾病，小便尿血，狱方通知家属允许保释就医，我爷爷当即决断，变卖了家里的几亩田地，交了保释金，将重病的三伯父接回家，但因为伤重不治，最终在1945年病逝，享年仅40岁。
我父亲1935年入党前，已在地方武装滑县保安队任排长，我的二伯父和三伯父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地下工作。后来我父亲向党组织提出退出保安队参加八路军，组织上没有同意，让他继续留在那里，以便随时了解国民党县政府的消息和动向，也便于传递党的消息和指示，同时任命他为当地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员。
1938年，抗日武装第四支队受命编入八路军准备北上会合，从井店路过时，因担心当地民团司令刘相友找麻烦，派出一位叫闫自清的同志，当地党组织派我父亲陪同和配合闫自清，找刘相友沟通谈判，说明部队路过这里是要北上抗日，特来给刘司令通报一下。刘相友答道：“我也是中国人，也要抗日，但是我手下只有二、三十条枪，不成大器，希望贵军能给我几十条枪，壮大一下我抗日的力量。”经闫自清向上级汇报，部队首长同意送他三十条步枪，刘相友表示了谢意，四支队才得以从井店顺利通过，我父亲也随即加入抗日武装第四支队，被任命为四中队中队长，改名张建安，并跟随部队一起并入了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七支队，参加了抗日战争的多次战斗。之后，我父亲赴陕北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学习，担任“抗大”某大队中队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父亲先后担任了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司令部军务科长、独立十四团参谋长、第四分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多次战斗。1948年起，我父亲受组织上安排，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先后任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等大队长、处长，国家教育部军训处处长，解放军桂林步兵学校和广州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5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国家行政10级，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十年动乱”期间，我父亲遭受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势力的诬陷和打击迫害，被免去职务，隔离审查、批斗及劳动改造长达3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2年夏季，我父亲在湖南军区干校农场冒着高温酷暑在山上果园劳动时，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和失能，之后被安置在湖南军区湘潭干休所离职休养，一病十三年。
1979年，我母亲直接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写申诉信，请求给我父亲彻底平反，恰好老红军李贞（唯一开国女少将）从湘潭干休所调去北京，遂请她将信当面转交叶、邓副主席。在叶、邓副主席的亲自过问和关心下，我父亲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1981年我父亲被转到广州军区干休所休养，1985年逝世，享年74岁。
我的二伯父在1943年以后，本来是要随部队继续参加战斗的，但因当时家中老母亲年老体衰、大弟重病、小弟参军，十来口之家无人支撑，只好向领导请示留在当地工作以便照顾家庭，最终领导研究同意他留下，因此他就留在滑县转入地方工作，先后任滑县道口镇第一完全小学完小校长、滑县总工会副主席等职。
建国后，我二伯父调任新乡市教育局工会主席，离休后享受红军时期老干部厅局级待遇。“十年动乱”中，二伯父因1936年发生的张增敬、崔兆邦和我三伯父被捕入狱的经历，被怀疑是他告发，因此被诬陷为“叛徒、反革命”关进监狱毒打致残，后经中央委员陈少敏的关心和证明，1978年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我父辈三兄弟夫妇6人中，4人是中共党员（父辈三兄弟红军时期入党、我母亲抗战时期入党），3人当过兵打过仗，1人坐过监狱流过血，为中国的革命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里没有提到的是我大伯父张甲章。听我爷爷奶奶说，在一九二几年我还没有出生前我大伯父就出走了，当时他说他要去找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参军，可走后就一直没有了音信，所以我的父辈就变成了三兄弟，而这三兄弟在我二伯父的带领下，全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由于我的父辈三兄弟一直没有分家，我们这一代14个兄弟姐妹加上配偶30人，就都互称兄弟姐妹，其中27人参加了革命和建设工作（抗战时期3人；解放战争5人，建国后19人），21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的下一代54人中，27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开阳老师赴朝鲜战场前的照片
总之，在二伯父的带领和影响下，我们张家三代89人都离开老家参加了工作，共有52人成为共产党员。全家人继承和发扬红色家庭的革命传统和奋斗精神，在党领导的各条战线和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努力工作，做出了良好的成绩，为祖国更美好、更强大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的50多名党员，经过100年的艰苦卓绝奋斗，到现在已经发展成拥有9,5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这百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是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也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现在不仅站起来了，而且是真正富起来了、强起来了。
我们健在的老一代和后代人，一定要继承祖辈的革命遗志和革命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祖国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让党的旗帜代代相传，永远飘扬！
2021年6月28日
于南京象山颐养中心
